脆国启示录｜专访姚洋（上）：不受约束的美元害惨了世界
近期支付通Qpos官网注意到：2018年，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强势加息，在土耳其、阿根廷、印度等新兴市场掀起“腥风血雨”。这些国家货币因为美元升值而出现大幅度贬值，从而引发高通胀乃至经济衰退。
历史经验显示，一个新兴经济体发生经济危机往往会扩散到拥有相同脆弱性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如2013年5月发生的诱发缩减恐慌。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根据这一波市场冲击中新兴市场的表现，评估出“脆弱五国”：印度、巴西、印尼、南非、土耳其。
2017年标准普尔发布“新脆弱五国”报告，报告中，土耳其位列“脆弱五国”榜首，该五国分别为土耳其、阿根廷、巴基斯坦、埃及和卡塔尔。他们大都具有大量经常项目赤字、大量举外债和储蓄率较低等共性。
中国在过去十年里，由于巨大的外汇储备及相对封闭的资本市场，在新兴经济体中保持了最稳定的态势。但鉴于眼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全球化出现逆流的潜在风险，其他新兴经济体眼下的危机或为中国之镜鉴。
姚洋 资料图
2018年新兴市场的危机能给中国什么样的启发与警示？
带着这样的疑问，12月27日，澎湃新闻记者在北京的寒冬中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与研究院院长姚洋。姚洋对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有持久的关注，他认为当前的新兴市场危机源于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这样的货币体系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对美元没有任何的约束机制。在当前的机制下，要想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一定的资本账户管制和高储蓄率，巩固自身实力，才能抵御美国的冲击。
多数发展中国家脆弱，是因为外债太多
澎湃新闻：现在全球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债务驱动型的，尤其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不举债很难发展。拿中国举例来说，中国虽然没有什么外债，但是却有大量（隐形）地方债。债务似乎是发展中国家逃不过的宿命？
姚洋：内债是没事的，还款子孙后代可以来还，只要不太过分就不容易出现危机。日本债务占GDP的350%了，一样能运行下去。问题比较大的还是外债，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这么脆弱？因为外债太多了。像土耳其、还包括印度这样长期举债，这是不行的。美元一升值债务就扩大了，资金就会从国内跑掉，造成的冲击力很大。
中国乃至东亚的成功可能归结于文化的问题，整个东亚地区的老百姓都比较谨慎保守，不乱花钱，也不愿意借很多外债，但别的（发展中）国家老百姓没有这种意识。
印度的例子又有些特殊。因为印度的国民储蓄率是挺高的，但是却长期举外债。我认为这跟他们工业落后有关系，不能完整生产自己需要的消费品，需要进口外面的产品，在国内举债又换不了别的国家的外币，就得举外债。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基本的消费品都保证不了。比如非洲基本的生活品全靠进口，所以一旦货币贬值，老百姓就叫苦连天。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至少基本的生活用品都能满足，所以汇率的波动对我们国内的物价影响没那么大，但换成别的国家影响就太大了。
澎湃新闻：中国表现得相对比较稳定，是否可以“归功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
姚洋：有关系。这也是我们亚洲人或者说东亚人比较谨慎的地方，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直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开放了金融市场，而之前都是受管制的。日本也是一样，表面上看是开放的经济体，其实在日本很少看到外国银行。这是东亚的一个特点。
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不赞同盲目开放资本账户，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一个教训。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整个东亚经济并没有出现大的下滑，出现危机就是因为资本账户太开放了，游资说跑就跑，引起恐慌。恐怕我们还要等经济比较成熟之后，才可能放松资本账户。
强有力的政府有助于战胜贫困
澎湃新闻：中国的迁徙其实不是完全自由的，存在着户籍制管理这样的问题。好的方面就是中国没有贫民窟，总体而言中国在贫困问题上是解决得比较好的，扶贫也是三大攻坚战之一，对比其他的国家，包括印度、阿根廷，他们有很严重的贫困问题。
姚洋：中国政府的力量比那些国家强大很多，所以可以集中一些力量战胜贫困。反贫是中国共产党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计划出来，从“八七攻坚”到现在的“精准扶贫”，中国政府做了很多扶贫攻坚的事情。
虽然印度战胜贫困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它不会成为某个政府必须做的事情。可能有人会说，中国减贫最快的时期实际上是市场化推进最快的时期，从1978年到1984年人民公社瓦解。那是因为公社时代把大家搞得太穷了，一旦放开了，老百姓有了自己的工作，也能很快养活自己。
澎湃新闻：阿根廷是一个特别血淋淋的例子，他们在2001年危机前是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贫困率不超过20%，但在IMF主导下的自由主义改革之后，不仅导致2001年危机，贫困率也大幅攀升，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阿根廷老百姓对“华盛顿共识”抱有特别强烈的仇视情绪。
姚洋：我认为这个解读有些出入。阿根廷当时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比索美元化，是为了治理通货膨胀。他们把比索的币值定得太高，出口就相应地受到了打击。阿根廷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巴西，巴西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所以阿根廷的出口就受阻了。
一旦维持不住比索的高汇率，固定汇率就无法实施，于是就出现挤兑，比索一泻千里般狂跌。这样的国家因为没有工业，生活物品全靠进口，物价就容易上去。所以阿根廷的贫困纯粹是通货膨胀造成的。
历史的重复都跟美国有关系
澎湃新闻：阿根廷人自己的解读是，新自由主义害了他们。
姚洋：上世纪九十年代，阿根廷矫枉过正。为了治理通货膨胀，阿根廷实施联系汇率，把币值定得过高。但是固定汇率是相当脆弱的。他们不像中国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能够维持固定汇率。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震荡，贫困率一下就会上去。
二战以前拉美没有那么强的反美情绪，二战之后整个拉美就开始反美，左翼思潮占主导地位。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拉美的经济增长还是可以的，巴西有“巴西奇迹”，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经济增长非常好。
但是这种增长有它的脆弱性，因为借款太多，国内储蓄太少。拉美的浪漫主义害了他们，国家不储蓄，老百姓不储蓄，靠借贷，上个世纪70年代借了太多钱，结果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债务危机。当然这也是美国害的，当时美国把利率拉到20%多，国际市场上一下借不到钱了，于是出现债务危机，所以他们恨美国。
现在新兴经济体又出现危机了，历史的重复都跟美国有关系。
从金融角度而言，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祸害世界。美国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就享有主权货币的好处，但是没有责任，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承认美国能收铸币税的同时也得承担责任。过去四五十年，美国在金融领域的货币问题把世界害惨了，一波一波的国家倒掉。拉美就是在上一次倒掉的，拉美的急剧去工业化是在债务危机后发生的，原来工业占比还在经济体量的30%左右，现在跌到20%以下。
现在的货币体系有问题，美元这种强势货币没有任何约束
澎湃新闻：阿根廷人对美国很反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很多国有企业被卖给了外国资本。
姚洋：不光是卖。过去那些企业是活在保护之下的，一夜之间保护全部取消，这些企业根本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巴西现在没有什么工业，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飞机制造，机型都很老。
过去是军政府镇压，现在是民主政府了，成为另外一种方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我到巴西去，他们开会说巴西的国民总储蓄率才15%，比美国还低，这样怎么去缩小跟美国的差距？他们说可以搞改革，但是不管怎么改，经济能比美国更有效率吗？这是不可能的，美国已经是最有效的经济体了。
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有问题的，美元这种强势货币没有任何约束。IMF基本上就是听美国人说话，世界如果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货币协调机制，美国人就可以任意胡来。
澎湃新闻:这个协调机制没有建立之前，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做法还是很明智的？比如说我们有很高的外汇储备，鼓励居民储蓄。
姚洋：其实整个东亚的储蓄率都很高。新兴市场国家自己要有这样的实力来对抗风险。因为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根本不关心其他国家，货币一放水就把债务转嫁到别的国家，货币政策一收紧，别的国家就垮掉了。不断地收割。
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经济学，以前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来引进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但都不是我们的，因而容易被美国人所误导。比如浮动汇率的问题。浮动汇率完全是美国为了解套。
一战之后，整个汇率体系瓦解了，凯恩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需要建立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发货币要有一定的纪律，所以他提出了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想。其实按照凯恩斯的构想，是把美元和英镑同时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这两种货币挂钩，但美国人拒绝了凯恩斯的建议，说只能跟美元挂钩。
美国占了便宜就应该有义务，就是保持美元币值的稳定。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有发货币的冲动，可是发多货币汇率又固定不了，无法维持一盎司兑35美元，尼克松就下令关闭兑换窗口，禁止拿美元兑换黄金。当时很多国家的财富立马缩水。之后美国的经济学家都说浮动汇率好，实际上是为美国摆脱国际义务提供借口。可是，这个体制在美国人的主导下是很难改变的，IMF要改革也很困难，毕竟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澎湃新闻：2009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发文建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议创造一个超脱于任何一国经济状况和利益的国际货币，发展“超主权储备货币”，以克服当前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
姚洋：这很难实现。比如，现在IMF已经有特别提款权，但是没办法在商业中使用，因为最后还是要归结到主权货币上。除非有一个世界政府最后对货币负责，否则国际货币是没有支撑力量的。
美国的经济体量太大了，而且国际的金融主要用美元结算，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用新的货币来替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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