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国录之阿根廷危机｜他为24名工人打赢了起诉福特的案子
近期支付通Qpos官网注意到：【写在前面】2018年，强美元席卷新兴市场，除了土耳其，阿根廷也卷入这场货币暴跌的“腥风血雨”。
澎湃新闻记者在2018年11月中下旬的2个星期中，走进了危机下的阿根廷。
2018年，将写入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一年，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腰斩，阿根廷成为拉美地区继委内瑞拉后通货膨胀最为严重的国家。
这个时期的阿根廷汇率虽不再像8月般剧烈变动，但汇率贬值造成的影响已迅速蔓延，物价纷纷上扬，露宿街头的人随处可见，民众走上街头……
澎湃新闻记者走进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城市萨尔塔，采访了政府高官、参议员、国会顾问、地方官员、企业主、普通民众、探戈演奏者……
此外，还深入刻画了四位民族主义者。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大陆之一，也是人民最穷困的大陆之一。在他们看来，拉美的历史也是关于掠夺的历史。
澎湃新闻此次采访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决策各层面，形成《探戈的变奏：阿根廷危机镜鉴》系列报道，旨在呈现危机中的阿根廷之全貌。鉴于眼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化出现逆流，阿根廷的危机或可为中国之镜鉴。
2018年11月末，阿根廷的初夏，一场庭审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庭审现场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
看似普通的一场庭审，它的背后却是阿根廷最黑暗的一段历史：1976至1983年，超过3万阿根廷人被阿根廷军事政府秘密拘留、折磨和杀害，还有些人永远地消失了。
2016年3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纪念阿根廷“肮脏战争”中遇难者的纪念碑，承认美国参与并纵容了阿根廷的“肮脏战争”。“早年那段黑暗岁月，美国的政策颇具争议。”奥巴马说。甚至“肮脏战争”的提法，也是美国媒体提出来的。
36岁的Alejandro Jasinski，是阿根廷司法部人权办公室的一名调查员，他所在的团队一共有20多人，除了律师，还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Jasinski边工作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他的名字Alejandro在当地很多见，朋友们叫他Ale。
Alejandro Jasinski与团队成员在庭审休息间隙讨论案情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
消失的人口
这场庭审中，24位工人的家属向福特汽车提起了诉讼：案由是在“肮脏战争”时期，Pedro Müller和Héctor Sibilla这两位福特公司前高管，协助军政府折磨并关押了24名福特汽车工会的工人，为军政府提供工人包括姓名、ID、照片和家庭住址等在内的信息。这些家属要求对二人处以25年的监禁。
受害人家属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
Müller曾任生产部经理，一路晋升，退休时他的职务已经是副总经理；Sibilla是退役军人和安全主管。两人现如今都是90岁左右高龄的老人。
Ale的团队以阿根廷司法部的名义对上述案件提供调查和协助工作。这个案件是他们团队正在调查的一系列案件之一，该团队正式展开对1976年-1983年军政府时期“消失”人口的调查。军政府结束后上任的总统阿方辛曾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最后他们也写出了一份报告，但现在看来这份报告还有漏洞。
这24位受害者的家属5年前就提起了诉讼，但是法庭一直拖到1年前才开庭，2018年7月才刚开始审理。
这是第22场听证会，被告中只有Müller出席了这场听证。
辩方律师表示，军政府上任的第二天（1976年3月25日），福特管理层就逼迫工会成员停止工会活动，并配合军政府拘留了24名工人，将他们关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的General Pacheco市的场地中，许多人甚至被用刑。
Müller(左一）和他的律师团队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
这场听证会上，Müller的律师团由Nicolás Corleto和年轻的Mariano Grondona组成。Müller旁还坐着阿根廷的一位著名律师Carlos Enrique Caride Fitte。
Ale对几位律师做了详细的调查。
Caride Fitte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就读法律系和阿根廷企业大学的农业管理系，毕业于1978年，当年就任命为军政府官员。他的合伙人Carlos María Tombeur在上个世纪90年代担任中央银行行长。Ale的研究发现，这位前央行行长积极参与了扶持军政府时期非法债务的工作。
Ale在他的博客上写道，福特公司究竟跟这个律所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埋藏在一个复杂、古老且深藏的家族图谱中，像蜘蛛网一样。
辩方律师团队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
一幅现代经济史与劳工史画卷
从听证、庭审到判决，这个案件展现出的是阿根廷的现代经济史和劳工史。
这个案件展现出的是阿根廷的现代经济史和劳工史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
Ale团队中的经济学家Eduardo Basualdo解释了阿根廷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业模式：1958年至1962年，阿根廷国家大门打开，也为重工业也奠定了基础。但是1975年发生了大的转变， 金融在这个国家开始发展起来，也开启了新的模式。1977年至今的金融改革，国家在公共外债中的角色以及汇率兑换制度，都允许了阿根廷私人企业将债务转给民众。“国家支持资金外流”“美金都是私人的，外债却是国家的”“流出去的都是投资”这些在阿根廷都成了经典的语句。
社会学家Federico Vocos专攻工会研究，他曾在劳工部工作。他和他的团队参观了无数个汽车工厂，采访了无数个工人。他的表述让法官了解了当时24位工人受害时期的汽车工厂生产模式。
“一切的一切都被小心的控制着”，他说。没有一只苍蝇飞过是管理人员不知道的。他说，在上世纪70年代，福特就将生产上的某些部分出让给第三方公司，目的是减少开支和减弱工会实力。他还强调由于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单一，给员工造成了很大的身心伤害。
团队中的另一名社会学家Victoria更是做过将近长达两年的调查结果，她调查了25家企业，其中一位工人Ismael Portillo的小舅子Ramón Argeo Ortiz出庭作证，他亲眼在工厂里看见自己的姐夫被抓走。Ramón1974-1998年期间在福特公司上班，直到被解雇。
Victoria与证人（此人曾在福特汽车人权办公室任职，他为此案提供了关键证据）讨论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
辩护律师Adriana Ayuso表示不同意，她以福特不是历史上唯一的坏公司来辩解。说到极其严格的控制和疾病时，“只有福特这样吗？”她问道。她想说，这些管理人员也受到了压力和胁迫。
胜利的日子
2018年12月11日，23场听证会后，终于到了判决的日子。
法庭判决，Pedro Müller和Héctor Sibilla以福特汽车工厂工人为目标，向军政府安保部门提供信息，以便军政府对工人进行绑架和刑拘。
Müller被判刑10年，Sibilla被判12年。
全场欢呼，受害人的家属喜极而泣。
胜利的日子 受访者提供
这一天也是Ale2018年中最高兴的日子，因为他们终于赢得了胜利。
Ale的团队在法庭外庆祝胜利Ale参与的上一个案子是阿根廷本地做马黛茶业的一个企业，这是阿根廷如今最大的马黛茶企业之一，他们也参与了协助军政府抓反政府分子的活动。可是，这个案子以败诉告终。这场胜利是他在黯淡的2018年最值得祝贺的事。
Ale对军政府时期问题的关注源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名土地勘察员，一个现在已经消失的职业，也曾是一名活跃的共产主义者，直到军政府时期。
他的祖父母都来自乌克兰的一个靠近俄罗斯的小村庄，二战时移民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叔叔和堂兄已经回到俄罗斯，Ale能说一些俄语。年轻时他飞去莫斯科看望堂兄，一下就喜欢上了莫斯科，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考虑过回到俄罗斯生活。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女儿，为了让女儿的俄语能比他说得更好，他特地给她买了俄语的看图识字小卡片。
2018年对他来说是艰辛的一年。
这是一份清贫的工作，月薪20000比索（约合3800元人民币），他的女儿今年5岁，他与前妻共同抚养着这个小女孩。
物价飞涨，2018年他根本就存不下钱。拿上一年来说，他到了月底都还能留存下一些。
“现在的首都物价都能比上伦敦了，但是薪资水平只有伦敦的三分之一不到。”
除了工作、照顾女儿，他还在攻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历史学博士，他的新年目标是要拿到博士学位。
他研究生时对阿根廷东北部的矿产公司做过很多研究，关于外国资本在阿根廷的矿业开采史，还出了一本书，他说要将这项研究继续下去。
即便薪资微薄，他也不打算对生活做出太大改变，现在做的事情正是他想做的，诉福特案的胜利也给了他很多信心。
尽管书写的是这个国家黑暗的历史，他并不打算离开。
“阿根廷有世界上最美好的一面，也有最差的一面。这就是阿根廷。”
新闻链接：肮脏战争（1976-1983年）
20世纪60年代末，一只名为“蒙托内罗斯”（Montoneros）的左翼庇隆主义游击队在阿根廷成立，游击队成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青年，他们用炸弹袭击外国商业机构等方式为武装斗争筹集资金，并传递自己的社会主张。
1976年3月24日军政府上台，以打击“蒙托内罗斯”为由迅速爆发了一场由国家支持的暴乱，贯彻“零容忍”政策，直到军政府于1983年与英国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失败后下台。这场持续7年的内部动乱被称为“肮脏战争”（Dirty War），大约有30000人在这场臭名昭著的“战役”中丧生。在这7年中，“消失”意味着被拘留、拷打甚至是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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