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国录之土耳其危机｜渐行渐远的自由之光

近期支付通Qpos官网注意到：【写在前面】2018年，强美元席卷新兴市场，部分新兴经济体陷入货币暴跌的危机之中。

澎湃新闻记者在8月中旬到9月初的3个星期，走进了危机中的土耳其。

8月的土耳其，正陷入风声鹤唳的货币危机之中。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急剧贬值，创下历史新低。8月后，土耳其的经济活动极速放缓，里拉对美元年贬幅近30%，助推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以上，也是2003年埃尔多安执政以来的最高水平。

澎湃新闻记者以土耳其经济、金融中心伊斯坦布尔和政治中心安卡拉为中心，探访了当地的银行、金融机构、房场中介、民营企业主、政府高官、经济学家、普通民众、在土华人……采访范围涵盖政治、经济、决策各层面，形成《土耳其汇率危机调查》系列报道。旨在呈现危机中的土耳其全貌，以及这个国家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一

土耳其有很多“邻居”，却又是个孤独的“大国”。

许许多多的民族为争夺霸权踏过这片土地，或往东或往西。卡尔斯这个小城足以证明土耳其地域的复杂性。

卡尔斯曾经一度是亚美尼亚巴格拉提德王国的首都，19世纪又成为土耳其和俄罗斯帝国领土争夺战的焦点。1920年以前，卡尔斯城接近90%的居民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穆斯林则主要作为搬运工以及流动商人。

Ural Akuzum就出生在这个位于土耳其东北部小城的穆斯林家庭，现在他也仍保持着逊尼派穆斯林的信仰。他考上伊斯坦布尔的中学后就离开了这个小城，后又留学法国，现在在伊斯坦布尔经营着一间律师事务所。

10年前他开始担任ARI Movement的主席，这是一家致力于推动土耳其年轻人政治参与的非政府组织（NGO），Ural相信这是在土耳其建立公民社会的最佳途径。

ARI Movement成立于1994年，是一间致力于提升土耳其年轻人民主参与的无党派独立非政府组织。该组织曾一度非常活跃，在华盛顿和比利时都有办公室，与黑海沿岸的国家也联系热络，但现在只在伊斯坦布尔很小的范围内活动。

卡尔斯与俄罗斯接壤，Ural父亲在卡尔斯的小学同学，摄于1954年。

2007年初一位亚美尼亚裔记者之死在土耳其掀起轩然大波。数千名土耳其人上街游行，高举“我们都是亚美尼亚人”的标语牌，声援这位惨遭杀害的记者。ARI Movement也加入到了声援亚美尼亚的阵营中。

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矛盾可以上溯至一个世纪以前。

已濒于崩溃的奥斯曼军队将亚美尼亚人向叙利亚沙漠方向驱赶。故事的结局，是亚美尼亚人基本上从安纳托利亚内陆消失。据亚美尼亚方面的史料记载，1915年至1923年期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150万亚美尼亚人死亡。

联合国将此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此后，欧洲议会、比利时、法国、希腊和俄罗斯等国际组织或国家均发表声明，称这宗屠杀为“违反人性的罪行”，它与纳粹的犹太人屠杀和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并称为“20世纪三大种族屠杀”。

土耳其则否认这起“种族屠杀”的发生。根据土耳其的说法，死亡是由疾病和饥饿造成的，是混乱的战争时期的直接后果。

而那位惨遭杀害的记者Hrant Dink曾一度将亚美尼亚大屠杀公之于众，也因“侮辱土耳其风格”罪而被多次起诉，最终在伊斯坦布尔遭极右翼分子暗杀。

2007年10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杀害亚美尼亚人认定为“种族屠杀”的议案，引起土耳其强烈反对。

ARI伊斯坦办公室与美国办公室随即共同发布第一份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调查。

调查显示，78%的土耳其人反对美国国会的该项议案，只有7.4%的人支持。这份报告中最惊人的地方在于，有50%的受访土耳其人认为，土耳其应该承认过去犯下的罪行，13.7%的人认为土耳其人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将有助于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和解。73%的人表示他们对美国的观点更为负面。皮尤调查显示91%的土耳其人表示不再喜欢美国。

Ural和他在ARI的同僚们积极推动文化外交，希望促成土耳其与这个重要“邻居”的和解。

Ural认为美国的“中东大外交”影响了土耳其现在的局势，而奠定了其外交根基是亨廷顿、福山和布热津斯基的思想，而土耳其要突破这个局面，需要增强的是文化外交的实力。ARI与美领馆合作成立了“青年实验室”（Youth LAB），这是一个通过跨文化交流致力于打造土耳其、亚美尼亚和美国青年领袖计划。

时至今日，亚美尼亚问题再度跃升为土耳其公共言论中最“危险”的词汇。土耳其和亚美尼亚政府之间虽经重新建立外交联系，但争议解决的进程仍然无法达成一致，国界线仍处于关闭状态。

民族主义的呼声仍然高涨，对土耳其人而言，“种族屠杀”一旦盖棺定论，土耳其就将永远背负这个耻辱。

二

2007年为记者Dink之死走上街头的还有著名作家帕慕克，Dink是他的好友。

帕慕克在他的第7本小说《雪》中就讲述过一个记者的故事。来自伊斯坦布尔的记者卡来到卡尔斯，这里与亚美尼亚接壤，现代与传统、政治与宗教……种种冲突都集中在了这个小城。

卡从探寻当地女子自杀的问题开始，牵连出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安：任何理由都可以成为自杀的理由：被父亲揍了两个耳光，和丈夫吵架，老师在班上说她不是处女，因为戴包头巾不让进教室上课等等，自杀像瘟疫一样蔓延。

“自杀”是个隐喻，暴露出土耳其社会中深层次的矛盾：根深蒂固的男权、宗教势力的保守。女性自杀看上去是一个社会现象，实则承载的是整个土耳其的不安。

“土耳其社会最大的特征是保守与父权。”

Arda Batu的办公室悬挂着一个国父凯末尔的头像，夏末下午的阳光照进来，金色的凯末尔依然熠熠生辉。

Batu现在的办公室。悬挂国父的头像在土耳其很常见。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 

Batu现在是土耳其工商业联盟(TÜRKONFED)的秘书长，这是一个中小企业联盟。土耳其是个中小企业很发达的国家，有300万家以上的中小企业。货币危机爆发后他们非常忙碌，需要听取收集联盟会员的声音，整理成政策意见，呈交给政府和几个主要党派。

而在四年前他还是ARI Movement的副主席。

2012年，Ural（左）和Batu（右）在土耳其文化外交协会上发表演讲“民主的未来与地中海地区公民社会的崛起”。

被问及为何离开ARI，39岁的Batu戏称，“这个机构致力于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很显然我已经不再年轻。”

一句戏言背后实则是土耳其政治生态的变化。

“在这样的社会中，做一个自由派就像是那匹黑羊。”

2008年-2010年间Batu曾多次前往包括亚美尼亚在内的黑海一带，现如今他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9月末，他参与成立了“Yanindayiz”（we are with you）组织，这是一个由40名男性组成的旨在推动性别平等的NGO。

“如今要想在土耳其做些什么，都不能与政治直接相关。”

Batu的父亲Inal Batu是土耳其知名外交官。他从小跟随父母先后派驻塞浦路斯、巴基斯坦和美国。如今，塞浦路斯已先于土耳其加入欧盟，土耳其却成为唯一一个支持北塞浦路斯独立的国家。Batu一度继承父亲的衣钵，在NGO工作期间与同僚积极推动土耳其的文化外交。

Batu幼时跟随父亲派驻塞浦路斯。

他的父亲是凯末尔创办的共和人民党党员，归国后也活跃于政界与媒体界，一度享有“对媒体最友好的官员”之美誉。Batu说他的一生深受父母的影响。

“他们有自由派的倾向，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从小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这对我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2013年，也是塔克西姆广场事件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

笃信社会自由派信仰的Batu坦言，他无法长期待在土耳其，需要经常出去“透透气”，“不断地旅行对我的身心都有益。”

博斯普鲁斯海峡连接着欧亚大陆，Batu毕业于位于欧洲峡畔的海峡大学欧洲研究专业。他说如果给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可能会去学法学或是金融，因为即便不学习这个专业，他也相信欧洲的价值，这是普世价值。

像Batu这样定居于伊斯坦布尔并相信欧洲价值的知识精英遭到很多土耳其人的敌视，就像土耳其人敌视帕慕克一样。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唯一一个位于欧洲的城市，而美丽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是这个城市的“黄金地段”，也是富豪区的位置所在。

如Batu和帕慕克这般活跃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区畔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与价值观对更广袤土地上的土耳其人来说意味着阶层：他们是伊斯坦布尔的“上层阶级”。在大多数土耳其人看来，他们顶多只能算是“白土耳其人”。

土耳其形成了两极分化的两方阵营，分别是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西化世俗主义精英——“白土耳其人”（White Turks），和生活在土耳其腹地安纳托利亚的虔诚中下层穆斯林教徒——“黑土耳其人”（Black Turks），双方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

凯末尔主义者用“黑土耳其人”一词意指下层或务农的土耳其人，他们未经开化，男权思想严重，尚未现代化，深陷伊斯兰教的困局，就算升至中产阶级，也依旧如此。有意思的是，埃尔多安骄傲地称自己就是“黑土耳其人”的一员。

在Batu看来，过去土耳其人都是一家人，这些年来，人们开始自称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民族自豪感让土耳其四分五裂，大家越来越穷，民族自豪感却越来越强。

“就像中国一样，过去土耳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我们的父母辈以前都生活在农村，甚至没有水没有电。还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

如今，土耳其每年的新增人口达到1700万，相当于丹麦人口总数，城市化水平稳步提升。但是包括女性权利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没有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得以改善。

土耳其仅有25%的女性工作，而且不同于伊斯坦布尔的是，在东部的很多地区，女性教育普遍受到忽视。尽管未到法定年龄的人结婚需要非法进行，但是出于宗教原因，一夫多妻制也非常普遍。

头巾成为土耳其新的时尚。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

1924年，凯末尔制定了新的世俗化宪法，引入以西方法律为摹本的民法和刑法，关闭了经院和宗教学校，废除一夫多妻制，推行世俗化婚姻。妇女获得了投票权、财产所有权、竞选公职和在最高法院任法官的权利。

2013年埃尔多安一举废除了长达90年的禁止女性在政府机关包头巾的法令，现在的总统夫人阿米娜-埃尔多安也因佩戴头巾出席各项活动而被称为第一“头巾”夫人。头巾禁令起源于将近90年前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长期以来一直是土耳其社会激烈争论的问题，也造成了国家的分化。现如今，头巾已经称为土耳其街头的一项时尚风潮。

NGO无法再如过去那般活动，转换身份的Batu在记者面前也无法自如地表露他的政治观点。

“你怎么看你们的总统？”

“我无法回答你的这个问题。我们的会员中既有正发党的支持者，也有共和人民党的支持者，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很不负责任的。”

三

Nazli Cakiroglu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产下第二个宝宝的次日就接受了视频采访。

她2002年从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学专业毕业后，加入了ARI在华盛顿的办公室。

“ARI无疑是个很好的组织，但是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NGO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一年之后她就离开了美国，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回国后在土耳其最大的家族企业Koc Holding旗下的Arceli Global工作，现在在土耳其最大的外资银行之一Garanti担任企业责任高级经理。

“NGO在土耳其已经无法再推进了。但是伊斯坦布尔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女性，我们受过很好的教育，我们就该去告诉人们做对的事情。”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现代艺术馆中女性平权的画作。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

虽然离开了ARI，她将Batu和Ersu Ablak介绍加入。

Ersu出生于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布尔萨（Bursa），这是首座奥斯曼都城，2014年作为奥斯曼帝国发源地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Ersu也是一名世俗化的穆斯林，在荷兰拿到研究生学位后因为想做记者而回到了伊斯坦布尔。他加入了土耳其最大的非官方报纸《自由日报》，这份报纸因其客观中立、偏自由派的报道而在土耳其享有很好的声誉。可是随着政治生态的恶化，他写的报道越来越难以发表。他离开报社后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关公司，也仍定期在《自由日报》英文版上发表经济评论。

“我从小就想要一只狗，我的父母说你考到更高的分数我们就给你买。”于是Ersu考上了伊斯坦布尔著名的罗伯特学院（Robert College），在200万的考生中取得了第七名的成绩，却至今也没有狗。因为他一直认为，要养狗他需要一个带院子的房子，而现在他只是住在伊斯坦布尔的普通公寓里。

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罗伯特学院由美国人创办，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现在是一所在土耳其享有盛誉的高等学府。在20世纪60年代曾陷入政治风暴之中，当时罗伯特学院的学生将美国的画像全部撕掉，最终被警察平息。大学也被搬到了其他地区，原有建筑被划给了现在的海峡大学，现在只保留了中学。

帕慕克也毕业于这所学校，Ersu毫不掩饰他的愤慨，他说他完全不明白为何那么多土耳其人讨厌帕慕克。

“我们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土耳其的现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对于年轻人来说，拥有好的生活很重要，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房产、车产，但是现在的政府却在教育年轻人他们可以一无所有，只要他们是土耳其人。”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过去的土耳其学生同时受到不同思想与影响的刺激，催生出万花筒般的革命热情，左翼和右翼运动都在中学和高校上演着。

土耳其并非一直如此，变化到底是何时发生的？

2012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土耳其谴责埃及军方用非民主手段推翻穆尔西。这一年年底，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开始对塔克西姆广场进行大规模改造。

塔克西姆广场是伊斯坦布尔的中心，从1928年起就建有一座国家纪念碑，还存在一块绿地——加济公园。政府计划在这里修建一座清真寺，并准备复制一座已遭拆毁的奥斯曼帝国军营，以及在地下建造一座购物中心。数万名土耳其民众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塔克西姆广场，抗议政府拆除广场附近的加济公园的计划。

2013年5月31日形势再次升级，警方动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炮驱散抗议民众，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较重，另有60多人被逮捕。美国有线电视网对此次事件进行了全程报道，土耳其也被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视为滥用警力的国家。

“这个事件才是土耳其真正的转折点。与2016年未遂政变不同，这件事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2013年塔克西姆广场和与之相连的独立大街爆发大规模示威，警方动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炮驱散抗议民众。

Ersu和Batu、Ural也像其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年轻人一样走上街头，经历了恐惧、愤怒和友谊。

他们聚集在一起，Batu的家就在塔克西姆广场旁边，他们收留被警察驱赶的年轻人，筹集资金。Ersu和Ural去与几个主要政党斡旋，他们对共和人民党寄予厚望，“这次事件后我们对共和人民党（CHP）失望透顶。”

一段时间里，埃尔多安听取了顾问的建议，与加济公园示威者代表进行会谈。但会谈没有效果。警察最终进入公园，并将公园拆除。尽管政府已经制订了建设计划，但始终没有动工。

经历过这次事件后，他们意识到共和人民党完全不可依靠，在这次事件中CHP实际上与正发党立场一致， “他们只满足于现状，也背叛了人民。”

由国父凯末尔创建的共和人民党上一次执政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1950年，伊诺努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推行民主选举，鼓励反对党，结果共和人民党遭遇惨败。

埃尔多安在这次抗议之后也变得更加偏执。他将一切归咎于妄图推翻正发党的西方银行家，外国间谍和各种“游说团体”。“虔信者”运动（“Cemaat”，又称“居兰运动”）领袖居兰批评埃尔多安政府对抗议者的镇压，而埃尔多安则表示抗议活动有境外组织的操控，暗批居兰运动是抗议事件的幕后指使者。

“虔信者”运动领袖居兰与埃尔多安分道扬镳 

居兰曾一度是埃尔多安的盟友。他主张通过现代教育来阻止穆斯林世界的衰落，培养与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相对应的社会力量。过去十几年里，居兰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开设1000余所国际学校，掌握土耳其《时代报》、银河电视台等媒体资源，并控制阿斯亚银行及代表安纳托利亚中小企业利益的土耳其商人与企业家联合会（TÜSIAD）的庞大集团。然而外界普遍认为，居兰运动真正的影响力来自土耳其政府内的追随者，其在警察、情报、反恐、检察等系统中的势力庞大。

2013年11月，埃尔多安政府宣布关闭全国的私立备考学校，而这些学校不仅是居兰运动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其招募成员的重要平台，因此激起了居兰运动的强烈反弹。

TÜSIAD当时的领袖找到Ersu等人，问他们如何看待居兰运动，Ersu和他的朋友们的回答是居兰很危险，应该与之划清界限。

土耳其人都是爱国者，不愿意向外国人透露本国的纷争，也尽可能不多嘴多舌。在ARI为何被暂停资助这件事上，这些土耳其的自由派朋友们都不愿意谈太多，透露出讳莫如深的气息。

事实就是，此后ARI背后的支持资金逐渐撤出，政治气候的变化也不再允许他们像过去一样活动。

2014年，Batu和Ersu离开了NGO。

土耳其的政局也进一步恶化。

2014年8月，担任总理11年的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总统，土耳其实行的是总理为首的内阁制，总统是个没有实权的象征性角色。埃尔多安并不满足于礼仪性的虚职。经过2015年6月和11月两次议会大选，埃尔多安在所属的执政党终于获得多数，并最终推动修改宪法，扩张总统职权，建立了完整的总统制政体。

土耳其也离自由主义的愿景越来越远。

四

自由派在土耳其的窘态暴露出的是土耳其的身份认同难题。

土耳其自秉承全盘西化思路的凯末尔政府建立以来，一直与宗教保守主义有着根本的对峙：一边要西化，一边要传统，但是，西化要“西”到什么程度，传统“传”的是哪个“统”，在凯末尔之后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经济领域，土耳其很容易就能达到欧洲标准，并显著强于欧盟其他所有的新成员国。

国际上土耳其长期亲西方，冷战时代一直是北约盟国，几乎从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就谋求加入，早在1949年就是欧洲委员会的第一批成员国。1963年又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准成员”，1995年土耳其加入欧盟海关同盟，2005年土耳其与欧盟开始进行作为全权成员国入盟的谈判。至今又是十多年过去了，然而，土耳其入盟依然遥遥无期。

2012年，Ural与Batu共同推动土耳其的文化外交时称，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国家有很多“他者”（others）。Batu说，“他者”的存在会滋生恐惧，所以长期以来土耳其难以找到自身的平衡，与邻居们和谐共处。

《阿拉伯的劳伦斯》将英国人劳伦斯塑造为协助中东人抵御土耳其人入侵的英雄，但是在土耳其人眼中他是一名英国间谍。

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土耳其人是如《阿拉伯的劳伦斯》中出现的粗野而残忍的土耳其兵，这最终被证明是欧洲人心目中的土耳其。而在土耳其人眼中，劳伦斯的世界主义只是一种表象，Ersu肯定地说，他是一名英国间谍。

兴许事实在于，土耳其才是欧洲的“他者”。

欧盟有太多理由可以不接受土耳其，如北塞浦路斯问题、亚美尼亚问题等。以及更重要的是，在伊斯兰教不受欢迎以及各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后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土耳其和库尔德移民潮，都会促使欧盟拒绝接纳土耳其成为会员国。

现今的土耳其正走向另一个极端。

前往安卡拉清真寺做礼拜的妇女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在埃尔多安的推动下，土耳其推出了包括修建更多清真寺、限制酒精类饮料、禁止空姐抹口红等一系列保守的政策措施。

Ersu认为这些举措都背离了“凯末尔主义”，政府独断专行，破坏了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我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回去参与政治。”

可是，在现实中自由派政党在土耳其社会中处于极为边缘的地位，正发党还与鼓吹“泛突厥主义”的极右翼政党民族行动党（MHP）形成了结盟。MHP曾一度是第二大反对党，该党在1969年的议会选举上仅有1个席位，而在今年的选举中它得到了16.5%的选票，拿到了81个议席。

面对国内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保守化倾向，Batu仍始终相信“自由”与“民主”不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而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

如果欧盟成功接受了土耳其这个人口众多的穆斯林大国，欧盟将成为普世价值的更令人信服的范例。如若欧洲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摒弃千年怨仇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团结成一个人口世界第二、经济世界第一的新型政治实体，意义将也远远超过德、法这两个世仇携手建设欧洲联盟的历史性进步。

“每一片雪花都是落向世界的一道光，而一生中终会有那么一次雪会飘落在我们的梦中。”帕慕克的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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