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垃圾不分类就罚，这背后的逻辑完全正确吗？

最近发生和讨论的多是大事。大事当然值得讨论，但不妨也来讨论一些小事。

近期，北京东城区开出全面推行垃圾分类以来的首张罚单5000元。10月25日，厦门市也有了首例，经由监控探头取证的未施行垃圾分类处罚50元。

事儿不大，罚金数额也不大，但很有意思。

说起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推广工作已历时18年。而且，垃圾的确是个大问题。根据住建部统计，总体估计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在4亿吨以上。因此，还有人提出，我们可以学习美国等，对投放垃圾收费。你家垃圾多，你就多交费。这样就能够迫使大家少生产垃圾，或者多使用可循环资源。

看起来，事儿不大，但不可谓不严重；罚金数额不大，但不可谓不到位。还要讨论什么呢？

该负责的不止是终端

首先要讨论的是，该罚的只是终端个体吗？

垃圾怎么分类，有其行业专家给出建议意见。但是，垃圾分类是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也是为什么要进行垃圾分类的原因。实行垃圾分类目的是让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也就是说，垃圾可能是被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要让它们重新进入经济循环中来。

但是，垃圾分类分为四个环节：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分类投放作为第一环节，是为了最后的处理中实现循环经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如果第一环节做不好，后面环节当然都会受到损害；但第一环节做得好，也不意味着后面环节就没有问题。

比方说，现在很多城市的很多地方，对投放垃圾有分类要求，但收集时仍然是“一股脑儿”的“大锅烩”，也这样进行了运输。处理时可想而知，根本不可能实现所谓垃圾分类为循环经济做贡献。这种情况下，要求终端个体将垃圾精细分类，意义何在？他们被罚，能够服气？

不仅如此，看看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垃圾分类成功经验，他们在相应公共服务的提供上也非常完善。在德国，不同“垃圾”都有明确“去处”。每个生活社区设置专门的轻型包装物回收箱，有成套的专门收旧玻璃的回收桶，分别收集透明、褐色、绿色的玻璃瓶罐。对金属易拉罐和一次性饮料瓶等回收率较低的容器，有专门的瓶罐回收机器。大件的电器、家具等也有回收办法和回收点。

投放要严管，但是不是提供了充足的选择和服务？乱扔垃圾和没有设置垃圾桶，是否都应该对卫生不佳负责？

该适应的不止是潮流

我们往往羡慕一些国家的卫生状况。的确，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经济体，对垃圾投放、处理的要求既精细又完善。

2017年底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整体的垃圾回收率为65%，其中比利时的垃圾回收率高达81％。比利时有一系列较为完善、严格的垃圾管理制度。来比利时工作的人在当地政府办理居留手续时，便开始接受“垃圾处理教育”，领到一本《日常垃圾处理手册》，上面详细记载着不同垃圾的丢放时间及处理方式。

日本更是其中“翘楚”，其分类之精细让人咋舌。其最大分类有可燃物、不可燃物、资源类、粗大垃圾，这几类再细分为若干子项目， 每个子项目又可分为孙项目，子子孙孙吓死个人。前几年，横滨市把垃圾类别由五类细分为十类，并给每个市民发了长达27页的手册，条款有518 项之多。但横滨与德岛县上胜町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该町把垃圾细分到44类， 并计划到2020 年实现“ 零垃圾”的目标。

这些分类虽然也很好，但对人力物力的要求恐怕也着实不小。比如，没用完的唇膏属可燃物，用完的唇膏管属小金属物；一只袜子属可燃物，两只可配对的袜子属旧衣料。

回头看，日本、德国等基本上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开始重视垃圾分类问题的。其背景应该是，第一，工业化进程达到高峰，环境问题浮出水面；第二，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消费升级时期来到。

可见，政策推进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我国目前基本上已进入相适应阶段，但仍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基本上地区与城乡间差异较小，中国的地区与城乡间经济水平、基础建设、生活习惯等均相差较大，行为规范需考虑到这些因素。

而且，经济发展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行为规范往往也需要“养成”。

该提升的不止是成本

垃圾的事儿好像说得差不多了，但是就差不多了吗？

自从大家谈“市场化”以后，一些行政力量就倾向于用“市场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所谓“市场化”手段，就是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比如说罚款，比如说收费。

诚如以上所说，表面上看起来这种方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细想，问题就很大。等于是把垃圾问题的所有成本都压在了终端个体身上。那公共管理呢？收集、运输、处理环节都在浪费投放人的努力，没有责任？那公共服务呢？是不是让我垃圾分类想投就能投、资源循环想用就能用，没有责任？

最重要的是，这种思路很要不得。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道路太拥挤，就提高车的成本，停车费升高，养车费升高；城市太拥挤，就提高人的成本，居住价格升高，低端生活用品卖场移除。好像这就是“市场化”的真谛。其实，这都是用升高成本的方式，降低人的需求，来适应供给的不足，类似于“削足适履”。

但恰恰很错误的，该市场化的是市场，而公共服务不是能够完全市场化的部分。更何况，市场化也不是只有加高价格提高成本。

教育、医疗的所谓“市场化”，使公共服务变得更不充足，已经加剧了不平衡而非相反。城市对车流、人流拥挤，不去考虑公共管理和规划如何优化、以及解决虹吸作用背后的经济不平衡，想要赶走人来让城市更美好，结果，人“赶”不走，但是生活空间受到挤压，生活质量继续下降，城市和人互相都变得更不友好。

如果再让他们连垃圾也扔不起？

该公平的不止是判罚

因违反垃圾分类标准而受到处罚，还带来一个思考。

垃圾分类有法可依，处罚行为非常正当。没错。可是这背后的逻辑完全正确吗？

根据这样严格的行为和处罚标准，恐怕现在的垃圾投放者普遍都要受罚。但是依照现在的管理机制，查处垃圾分类违规应该不是个轻松的工作，成本一定很高。因此，会不会普遍选择性执法？这种“立法严格、违法普遍、执法选择”的情景是不是同样熟悉，而这种思路是不是同样需要改变？

从今年以来大家一致热议的税费问题上来看，虽属于几乎完全不同专业，但治理路径几乎完全一样。于是，也许在进行处罚时，司法上是公正的，无论从现存法条、案例等来对照，都很公正，该罚！但是其中执法的选择性怎么掌握，难道就不应当考究？按照法规，可能太多个体都在违法，显现出一种“只要想查你，随时可以定罪”的态势。那么查谁不查谁，就难言公平，而若以此寻租腐败，就更无公正。其根本，或在于立法就不足够考虑现实情形，程序设计亦不足够带动机制运转。因此，公权力使用弹性太大，私营企业和个人笼罩在不确定下。垃圾分类、环保、税收均是如此，就会挫伤、阻碍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

不仅如此，经济手段除了罚，也应有正面支持。德国政府通过垃圾分类有效地达到大量有用垃圾资源的回收和利用，加之财政政策的支持．使得参与其中的私营公司盈利颇丰，从而实现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参与公司盈利几方共赢的结局。市场化的意识用在这里，不仅在提高成本上想办法，而且在提高收益做文章，让大家都有获得感，才是最好的管理方式。

后记

垃圾分类，看起来是个很“非主流”的事儿，其实蕴藏的全是很主要的问题。垃圾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许更能够体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从这里面找问题的根源，也许就也更有意义。

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政府、企业、个人三方一起合力、协同推进。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治理思路可能需要一些改变。

（作者万喆系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