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力量｜专访谢荣兴：“全国第一证券营业部”是如何建成的

近期支付通Qpos官网注意到：【编者按】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为起点，2020年12月19日，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建立已满30年。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改革创新，发展壮大，今日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

在此特别的历史节点，澎湃新闻推出《市场的力量》专题，专访30位中国资本市场的标志性人物，回望30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时刻，展望下一个30年的发展前景和方向。

谢荣兴  受访者供图

位于上海广东路上的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在中国证券史上，应该值得一书。

1990年成立的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也被称作“黄万国”，这家券商营业部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证券营业部，称其为当时最大的证券营业部也不为过。

2020年12月4日，曾经的“黄万国”负责人谢荣兴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时回忆道，开办“黄万国”其实缘于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

1990年4月26日，谢荣兴路过广东路西藏中路口的上海市工人文化馆，看见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大厅出租，年租金40万元”。经过与出租方的两次谈判，最后以每年35万元的租金签约，由谢荣兴负责组建营业部。1990年6月25日，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举行了隆重的开业仪式。

由于经营得当，“黄万国”在开业后三年半的时间里，创下了超过15个全国第一：第一家全天候办公的证券营业部、第一部行情报价电话、第一家开办电话委托买卖股票业务、第一家公开受理股票抵押试点业务、第一家开办异地买卖深圳股票业务、第一家完全实行无纸化交易、第一家进入国际期货市场的证券机构、推出全国第一份股市分析日刊《股市大哥大》、第一家日交易量时常过亿元的证券营业部、第一家年利润超过1亿元的证券营业部。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全国第一家开办异地买卖深圳股票业务的营业部。如今，投资者可以在手机软件上快捷地买卖股票，但在1990年，沪深两地交易所是割裂的，上海的券商营业部不能买卖深市的股票，深圳的券商营业部也不能代理沪市的股票。谢荣兴则成为第一个闯禁区“吃螃蟹”的人。

1991年4月，经过大幅下跌的深圳股市进入底部区域，一些上海股民准备抄底，鼓动谢荣兴开设深圳股票交易，谢荣兴说，经过公司同意，他连夜组织起草有关委托买卖深圳股票交易的相应规定，1991年5月16日早晨，把墨迹未干的通告贴在黄浦营业部门口。

这样，“黄万国”成为上海第一家代理买卖深圳股票的证券营业部。

据谢荣兴回忆，发展到后来，深市的买盘80%竟出自“黄万国”，“黄万国”的交易量占据深圳半壁江山，成为引领深市的风向标，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它是“全国第一营业部”也不为过。

由于“黄万国”股民众多，交易规模大，影响大，很多领导都考察过“黄万国”，其中就包括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

一晃30年，证券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黄万国”在2020年上半年关门歇业。但是，依然会有老股民在周末的广东路谈股论金，“黄万国”马路沙龙还在继续。

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对谢荣兴专访实录（略经编辑）：

【初设“黄万国”】

澎湃新闻：作为亲历见证中国股市30多年的老人，能否介绍一下自己是怎么和资本市场结缘的吗？

谢荣兴：在1985年1月，延中股份（编注：延中实业）原始股发行，我是原始股股东，三股，其实对我们上海人来讲，老股民来讲，我们认为延中股份是上海第一家发行的股票。虽然官方的媒体讲1984年11月份发行的小飞乐（编注：飞乐音响）是第一家，延中是第二家，其实有争议的。为什么？因为小飞乐发行是公司内部职工发行，不向社会公开发行，所以认为它是个内部发行的股票，延中不一样，公开招股，全上海人都可以去排队买。所以我们是延中股份在原始股东，我有三股，一股是50块钱。当时我还在上钢五厂（编注：现宝钢集团上海第五钢铁有限公司）做财务。

澎湃新闻：后来怎么会去万国证券工作，又去广东路上组建了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呢？

谢荣兴：后来万国证券招聘第一任计划财务部经理，我是应聘的，应聘的时候，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说，根据他的第六感觉，觉得我可以。我以前在上钢五厂是干财务的，理论队伍也干过，所以资本论、哲学、政治经济学都学过一点。对于资本市场的证券公司来说，一聊天，管金生就觉得和我距离很近，说我可以，所以我就正式加入万国证券，做了第一任财务经理。因为我是财务出身的人，我利用资金、沉淀拆借资金买国库券，获得很大的差价，管金生就觉得我很会赚钱。

偶然机会，我发现工人文化宫门口挂了一个牌子，40万年租金，底楼。我们上海人知道，人民广场是上海最中心。我一看40万，这个地方很好，我就跟公司汇报，公司让我去谈，于是我和当时的办公室主任王培军（音）一起去谈，我们谈下来一年租金35万元，谈下来就是我去做经理了。

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谈下来，1990年5月份谈下来，6月25日营业。我们还没装修好就抢着营业，因为6月20日开始可以兑付国库券。就是老百姓买的国库券可以到营业部兑付成现金，然后我们有佣金可以赚。我把营业部6个大的橱窗，都搞成证券知识橱窗。1990年5月1日，我的财大老师把尉文渊叫来，希望尉文渊能够批准我们营业部开业，管金生也来了，但他因为夏令时晚了一个小时。尉文渊听说我们在宣传证券，他说这个好这个好，支持我们营业部，所以6月25日我们就营业了。

【股票交易开闸】

澎湃新闻：营业部正式营业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交易股票了呢？

谢荣兴：7月份，当时我股票还没做，结果香港人来到上海来，因为当时深圳股票炒得比较热，然后一看上海差价比较低，一看也没有好好的柜台可以买卖，要求我开股票交易，包括我在深圳证券公司的徐同也来盯着我，所以我在1990年8月1日就搞了股票的柜台交易，我把我们开股票交易发传真发到深圳去，徐同帮我贴在特区证券公司门口，上海万国黄埔营业部开股票交易了，所以很多香港人、深圳人都来了。

当时比我早的一个营业部，就是工行信托的静安证券部，他先做垫头交易，他是有一个文件，每天涨跌停板不能超过3%。但我没有收到这个文件，我就什么价格都放开来。

所以在工行营业部没交易量的，因为价格太低了，2%涨停板人家不卖。我这里放开的，一下子比他高10元、20元，涨了10%、20%，这样全部人都过来了，一下子那里就没人了。

当时杨百万来挂豫园商城，挂300块，他挂了玩。

于是就有人投诉举报，说我没有按制度做，第三天尉文渊来找我，尉文渊当时是上海人民银行金管处的副处长，他问我为什么不设涨跌停板？

我说现在这个价格太低了，这样强行规定损害了持有人的利益。第二个，我也没有收到文件，我不知道有这个文件。

后来查了，文件是专门发给工商银行信托公司的，这个文件是专门的文件，不是整个市场的文件。

第4天开始，我就遵守纪律，涨跌停板就做了，但是我起步已经高了，我比工行高10%、20%了，然后我有3%的涨跌停，一下子我的市场上来了，而且我的地理位置比较好、地方比较大、人比较多，所以一下子也形成了市场。

澎湃新闻：工行信托的静安证券部当时有想办法吸引客户吗？

谢荣兴：当时上海7个股票里，万国证券只能过户小飞乐，别的股票过户都在工商银行，结果工行就说，黄万国来的不给过户。不过户就抛不掉。

本来是一个星期可以过户，半个月也不过，就不给办，买了以后不能卖出。

所以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开业，我很开心，统一托管后，因为交易所开业后所有过户权收归交易所（后为上交所中央登记公司）。就这点而言，我也是憋足了冤枉气，期待着上海证券交易所早日开张。

【沪深交所设立初期】

澎湃新闻：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前，有什么值得分享的故事吗？

谢荣兴：1990年12月3日上午9时30分左右，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前来考察万国黄浦营业部。他是来了解证券市场目前状况怎么样，我记得朱镕基讲过这么句话，要和老百姓讲清楚风险。

当时，我们营业厅有个客户看朱镕基来了，就和我说，想让朱镕基在他的小飞乐股票上签字。

汇报交流结束后，朱镕基一行人一到大厅，股民就蜂拥而上，美国记者也来了。保安一看到有人要朱镕基签字，马上出来阻止。我就解释说，他是我的客户，能否请朱镕基帮他签一下。

可惜的是，几年后集中交易回购股票时，需要股民把凭证交到交易所去，这张有朱镕基签字的股票，交了之后，要不回来了。

澎湃新闻：1990年12月1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开业当天，营业部投资者的投资情绪是怎么样的？

谢荣兴：12月19号开业都知道，12月18号下午，我在大厅里讲，明天交易所开业了，委托现在就排队、登记。所以我不是当天排队，我提前半天，那么里面有一个人，中路集团的董事长叫陈荣，他是买增发股票没买到后，就到我营业部来逛，他排到第三个，人家都买电真空、延中，他想买凤凰。

他是上海本地人，上海本地口音非常重。 我营业部工作人员也没听清楚，他说我买凤凰。我们营业部工作人员说，这里是买股票，不是买自行车。我们营业部这个柜台经理当时还不知道凤凰要上市，所以发生误会。

然后又有好多人问，你为什么不要电真空，买凤凰，陈龙说你们都去买电真空，买不到了，我就买凤凰，成交了。

澎湃新闻：九十年代初期沪深两地营业部是不能代理异地买卖股票业务的，“黄万国”怎么会成为上海第一家代理买卖深圳股票的证券营业部呢？

谢荣兴：1990年12月份开的是上海交易所，那么深圳股票是在1990年夏季就炒得很火，引起中央的关注。从这个角度讲，上海还是比较低，后来深圳经历熊市10个月，上海一路牛市，到1991年4月22号，深圳整个股票交易量是0，抛不掉，你挂牌没人要。所以到了5月份，很多人要求我做深圳股票，因为价格低了。所以我们1991年5月16号，我就做了深圳股票。

当时深圳交易所归深圳市政府管，上海交易所归上海市政府管，监管是人民银行监管，券商你做了上海的理事单位、会员，你就不能代理深圳的，我们当时自说自话，做了深圳股票。 我们通过一个传真线，传真委托发到深圳去。

不过也有过矛盾，当时所有的人委托都市价委托，通过传真过去，一般要5天后才能知道结果，但我们做的又是市价委托，市价委托就是任何价格我都要，很多股民就在营业厅把我围住，问我为什么不成交。其实是因为当时资金电汇过去需要时间，这些资金都是在途资金，所以行情火爆的时候资金还没过去，那就成交不了。

我就想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说我也起草一个协议，我是学过法律的，我说本业务部只接受传真委托，成交与否与本业务无关，签字，签好字你才可委托，不签字你不能委托。

深圳的交易量，尤其是初期，熊市时候，80%的买盘全在我一个营业部。我们上海人和江浙两省人通过我这个营业部去买。

那么为什么就我这里爆量，别人为什么不做呢？因为这是违规的，别人不能做，我是既成事实了。

当时央行上海分行的金融监管处找我谈话，说我把上海的资金全部弄到深圳去了。

火爆到什么程度？有人在营业部外面排队排5天5夜，为了拿一个委托单，什么委托单？是下个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的委托单，什么时候买股票是规定的。今天排到是下个星期三、星期四是这样的。所以有一次排队排了，我委托单发光了以后，还有很多人，他们在门口叫“谢荣兴、谢荣兴”，不肯走。怎么办？我让工作人员出去继续发，发下下星期的委托单。这样就没有矛盾了。

那么我这个情况从1991年的5月份到1992年的下半年，一年半将近，深圳才说你们可以到深圳来搞代理，所以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独家代理。

所以深圳市场80%买盘，至少50%的交易量在我营业部，整个上海的交易量A股，我占10%。所以一年半的时间里，全国沪深两地的证券交易量50%以上，在我一个营业部。

【亲历资本市场这些年】

澎湃新闻：你在黄万国工作了多少时间呢？

谢荣兴：工作了三年半，1990年半年，1991年-1993年三年，1994年我到公司总部去做交易总监。我到退休都没离开过资本市场，1995年起任君安证券副总裁兼上海总部总经理、君安证券董事、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主席，1999年8月任国泰君安总经济师分管风险控制部、法律事务部、机构客户部，2004年国泰君安投资公司总裁。

最后我是在国泰君安控股的公募基金，国联安基金做督察长，再退休的。

澎湃新闻：我国资本市场走到如今的水平，你之前有想象到吗？如何评价我国资本市场过去三十年的发展？

谢荣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股市功不可没，各个省市龙头企业，各个部委龙头企业都上市了，行业细分的都上市了。

应该说当时国家的初衷也没有说可能跟经济有多大的关系，都没想过，只是认为我们国家开放，我们就搞一下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所改革形象，然后发现怎么发个股票，拿了1亿、2亿的钱不要还的，也不要付利息的。

利息多少？10.98%当时。所以企业就是为银行打工。上市后我不要付利息了，就变成利润了。所以当时发现有这么一个那么好的方式，国有企业解困，所以大量的龙头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拿到钱，把企业为银行打工的这个局面打破，功不可没。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资本市场一开始，大家在实验、在摸索，不管做的对和不对，又有哪些过失，我个人觉得应该宽容地去看待。那么对早期的推动者。我觉得再怎么评估也不为过。从证监会、人民银行到证券公司、交易所，到股民，人人都有功，都是组成部分。

澎湃新闻：未来十年，中国资本市场会朝怎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谢荣兴：中国资本市场是全世界配置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投资环境好，我们生产的产业链、生态链是全世界最完美的，我们上下游全部配套，所以人民币资产配置的比重加大是一个长趋势。

从这个角度讲，股票市场又是一个比较可以的，买和卖的资产配置。不是其他东西投了以后又卖不掉，三年以后再说有偶然性，所以最灵活的市场，同时人民币资产，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和国债。我个人觉得随着全世界加大对中国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对股票市场配置也会越来越大。

澎湃新闻：亲历资本市场三十五年，退休后还会从事一些跟资本市场相关的工作吗？

谢荣兴：我经常会利用我的公众号写些政策建议，原来在职的时候有渠道反应，包括三大政策的时候，刘鸿儒推出来我也去参加开座谈会的。

现在离开了体制内，还是希望能够继续为资本市场建言献策，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0多年了，很多新人不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的，也不知道应该一步步怎么走，好像本来就应该这样的。我们正好在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初期的时候，我们走过路过，经历了难忘的事情，所以这些积累，让我觉得有想法应该讲出来。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支付通Qpos,一款集合刷卡，支付，二维码支付和云闪付的多功能智能型手机POS机，现面向全国招收代理加盟商！5年手机POS机稳定运作经验，数十万用户稳定安全使用的体验，绝对是您不错的选择！欢迎加盟支付通Qp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