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鲁政委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三个成绩和三点建议

近期支付通Qpos官网注意到：2020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今年，《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重磅下发，提出了30条措施，新举多多。比如，发展人民币利率、外汇衍生产品市场；研究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金融市场法律制度对接效率等。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哪些成绩？如何规划2020年后的蓝图？澎湃新闻专访了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鲁政委表示，“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中国抓住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期，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比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过程和经验，鲁政委表示，尤其是在金融法治与投资者保护等方面，上海仍有提升空间。

三个成绩和三点建议

澎湃新闻：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规划也将收官。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言，今年是承上启下之年。要如何理解上海所承担的使命？

鲁政委：国务院在2009年就明确指出，要把上海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跟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上升是紧密相连的；第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上海正在建设的两个中心即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也是紧密相联、互相促进的。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按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中国2017年GDP为19.6万亿美元，比美国略高0.5%，居世界（176个经济体）第1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4%。如果按照汇率来算，中国的经济体量相当于美国的60%。如果简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币在全球应该成为仅次于美元的货币，但目前显然我们还存在差距，这也意味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澎湃新闻：作为长期工作生活在上海的经济学家，回顾上海发展这些年，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在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鲁政委：目前取得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成绩。

第一，最重要的进步是人民币加入了SDR(特别提款权)，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五个储备货币之一。因为加入了SDR，使人民币获得了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和行列。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不仅增强了我国在国际上以人民币进行支付和融资的能力，而且也极大提升了人民币对于海外主权机构的吸引力。

第二，我国境内资本市场的开放成为了人民币国际化新的推进力量。人民币已经从第一阶段的贸易项下（贸易结算）进入到对外投融资的主要货币之一，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开放程度也持续提高。

在中国资本市场，外资是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首先，从数量上看，2019年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债券、股票市场的持有比重在3%至4%左右，较2016年末外资持有比重翻了近一番。其次，外资也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了新变化，比如逐渐重视价值投资，这跟海外投资人的参与有很大关系。在这一阶段进入中国市场的海外机构投资者都主要是做长期投资，比如主权财富基金等，或是将基金委托给投资人到中国来投资和管理。确实对中国金融市场起到了“鲇鱼效应”，让关注长期的价值投资理念在国内的影响不断增大。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大幅提高。最典型的表现是在今年5月央行和外汇局宣布取消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海外的机构投资者在中国购买债券和股票不再有总量的限制。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资本账户的对于海外投资者已经完全开放了。

澎湃新闻：当前不仅需要全面梳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的成绩，也需梳理存在的不足。关于未来发展蓝图的勾画，你有什么建议？

鲁政委：可以看到，尽管取得了上述成绩，国际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也不存在任何障碍，但国际投资人却并没有蜂拥而至，这意味着我们依然需要继续努力。

首先，中国金融市场的交易制度还需更快地与国际高标准接轨。否则，因为交易制度不同，国际投资者需要的摸索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与国际高标准接轨，能够加快本土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和机构的培养，反过来增强走向国际市场的能力。

4月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分类提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领域的改革方向和具体举措，这当中的“资本”讲的就是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

从成熟市场的经验来看，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投资者保护，要推崇“投资者至上”，这最终会回馈发行人。因为市场若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发行人就能扩大发行的规模，最终变成融资。如果总是从发行人的角度出发，投资者没有稳定的预期，就不敢进入市场。因此要借鉴国际成熟的规范，要有一整套投资者保护的制度。关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投资人的保护，虽然相关部门做出了很多新的安排，但仍有需要进一步设立透明化、一般化的规则。

其次，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需尽可能地与国际最先进的市场接轨。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破产法》与国外主要市场不同。从具体的市场来看，中国债券市场没有解决违约的市场化法治化处理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制度安排，中国大多债券违约案例采用“一事一议”模式。中国股票市场没有解决当遇到欺诈时投资者如何自我保护问题。这些都是未来需要改进的。

可以考虑的做法包括能否放开集体诉讼，落实金融中介的责任，以及完善对个股的做空机制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监督机制。拿成熟的股票市场来说，很少有案子是证监会查出来的。因为证券监督部门存在人手不够、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多种渠道完善投资者保护。

最后，亟需解决金融机构在上海的设立问题，充分发挥金融产业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近年来监管机构要求金融机构要在其注册所在地进行经营。但既然将上海定位为金融中心，就需要有大量的人才、信息、设施的聚集。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得先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建议在当前积极支持全国性的、国际性的金融机构（不包括城商行和农商行）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并积极支持其持牌，充分发挥金融产业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

金融法治应参照国际高水平标杆

澎湃新闻：金融法治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作用举足轻重，随着上海金融法院成立等一系列举措推出，上海在金融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鲁政委：上海虽然成立了金融法院和破产法院，但还可以走得更快些。中国金融市场的交易场所，除了深交所在深圳，基本上都在上海，所以能不能让这两个法院成为处理相关金融案件的专门的法院？金融领域的案件很专业，不是一般的民事法庭能审得清楚的。而且当涉及到地方企业的破产违约时，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都会在中间干预。拿美国的例子来看，企业破产不由普通的联邦法院受理，而是由专门的联邦破产法院受理，这正是为了摆脱地方政府的干扰。这些都是国际上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再次，能不能明确只要是在上海上市交易的，无论是债券还是股票，相关的金融案件都可以在上海金融法院和破产法院受理，不管主体在哪里。这样还有助于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在上海集聚，它们通过不断积累经验也会更为专业。

要抓住眼前的战略机遇

澎湃新闻：新冠病毒疫情突然来袭，疫情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鲁政委：好的机遇很多，但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一机遇。

首先，在疫情面前，我国向全球展现了卓有成效的公共治理能力，在“抗疫”上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被列为“优等生”。

其次，这期间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比如中国疫情期间电商的突出表现，不仅仅显示出中国发达的互联网行业，还意味着中国有一整套的高效的物流系统，中国的政府与企业有效的组织和管理能力。这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相比于其他新兴市场，它们虽然也有人力成本低的优势，但是没有与中国一样高效的物流体系，可能还需要5至15年才能发展到这个程度。中国在这方面要有竞争力得多。

第三，从利率水平来看，海外央行大幅降息，发达经济体纷纷降到零利率、负利率。中国的利率不仅是正的，中美利差还在继续拉大。此前中国政府还有效控制住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如今各个国家又都在大幅增加政府债务，相比之下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水平也不算那么高。

以上三点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都是有吸引力的地方。这意味着中国的市场风险更低、投资收益更高。

从股票的估值来看，纵向上中国股市市值位于历史低值附近，横向上与美国、欧洲、英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比起来，中国的股票估值是合适的。其他新兴市场的收益虽然高，但风险也高。因此综合各方面，中国的股票市场体现出很好的投资价值。这也是竞争力。

要如何抓住这一战略机遇？

首先，不管国际环境怎么变化，要坚定地对外开放，开放要有明确的目标。在坚持稳健的原则下，能快一些就不要慢，要有紧迫感。否则，拖的时间越长，错过了战略机遇期，对我们就越不利。为了能够在开放政策的选择上形成聚集、形成共识，需要明确开放的目标或者说榜样，首先是照着榜样学、照着榜样改，这样就容易上下达成共识，改革措施推进的速度就会更快。

其次，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否则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了，境外资本进来了，却缺乏足够可投资的标的。不仅需要扩大债券和股票市场的规模，还需要简化投资渠道，投资规则尽可能的简明、清晰、透明。

举例来说，债券市场比股票在板块的碎片化问题上要更为严重。很多外资喜欢买中国国债，其次是政策性金融债。但目前地方债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债券品种，但是境外投资者却不太敢买。因为海外机构看不清各地区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对地方债到底有多大影响；同时，不同省份地方债的分割也影响其流动性。如果这样，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地方政府一般债调整归并为国债？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与长三角一体化形成联动

澎湃新闻：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的评价指标来看，上海与伦敦、纽约相比差距最大的地方在服务水平与营商环境；以新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评价指标来看，上海在商业环境、人力资本方面与伦敦、纽约差距最大。你建议下一步可以采取怎样有针对性的举措？

鲁政委：金融中心需要一个生态。要花开得好，就必须要长叶子。我研究过纽约的产业结构，产值占比最大的并不是金融业。如果仅看曼哈顿区，与全美平均水平相比，除了众所周知的金融业，曼哈顿在信息业、房地产业、专业和科技服务业和艺术娱乐业等行业的产值占比都比较高。只是越是在纽约市中心，金融及其相关产业占比越高，越是向外则是制造业，最外围是农业。

从这个角度看，部署长三角一体化很有远见。以前的上海规划只能管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但现在可以从整个长三角来规划。如果未来上海都市区沿着纽约的方向演变，则意味着会有大量制造业产能迁出。农业和制造业可以迁到浙江、安徽等地，与金融业相关的信息科技行业能不能进一步建立与杭州的联系，将杭州与上海的张江实现联动。此外还有合肥，合肥有很好的大学，土地成本也较低，如果要建一个科技操作中心，合肥也是一个可选项。

澎湃新闻：长期以来，上海和新加坡在经济领域合作紧密，二者作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又各具优势。下一步，沪新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将如何推进？

鲁政委：可以参考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苏州工业园在园区全方位的借鉴工作中，最为突出的是对新加坡经验的自主引进。借鉴新加坡经验是苏州工业园区有别于国内其他开发区的最主要标志之一。自1994年中新两国政府签署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协议以来，针对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城市精细化管理、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城市品牌塑造等领域，苏州都大量学习了新加坡经验。

所以上海或许也可以参照苏州工业园的做法，与新加坡政府建立合作，全面学习新加坡在金融领域的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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